他告诉记者，地震灾区的一些教师缺乏关爱。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十分偏僻的山区任教，默默无闻，很少受到关爱；另一部分在县城里任教，虽然所在学校能争取到去外地疗养、散心的名额，但由于他们年轻或者没有“关系”。这些机会总是落不到他们头上。

　　和小李关系比较好的几个老师，也由于关爱的不均衡分配而情绪不高。

　　和许多默默无闻的老师一样，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太洪小学的徐成老师，已经在讲台上耕耘了整整20个年头。地震发生以后，他和同事带着学校里的孩子，转移到绵阳的一个安置点，在转移过程的近10天里，老师们没洗过澡，没换过衣服。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都给了学生，老师们是从受灾百姓挑剩的旧衣服堆里，刨了一件基本合身的衣服，套在身上。

　　现在学生已经放假回家，他独自回到了老家的临时帐篷里，“再没有人过问”。

　　在灾区采访中，记者注意到，许多老师都抛下了自己的亲友，和学生们一起过着集体生活。在安置点里，他们既是学生的老师，又是学生的“父母”，操心着学生们的一切。

　　记者曾经于6月8日到太洪小学的安置点进行采访。当时，徐老师还穿着地震当天的那身衣服，他的学生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做着游戏。远处，数学老师母贤柱正低着头抽烟，嘴里念叨着自己逝去的宝贝女儿。当时，徐老师告诉记者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年近八旬的父母。

　　“在学校的安置点里，老师们虽然挂念着自己家人，但坚持在蒸笼一样的帐篷里备课。下暴雨的时候冒雨察看学生，日复一日，确实有许多苦涩。但来关心老师的人很少，让我们心里不好受啊。”徐老师说。

　　有的地方组织政府工作人员与教师开展“一帮一”活动，但一所中学的老师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，至少一半的老师，根本不知道“一帮一”的另一半在哪儿。

　　“地震后我们都流了不少眼泪，家没了，亲人没了，我们心里也难过，许多老师沉浸在痛苦中，精神上的创伤很严重。”说着，小李有些伤心。

　　直到现在，小李还和假期留守的学生住在临时校舍。在小李寝室的鞋架上，只有一双地震时穿出来的鞋。一位电台记者给每位老师赠送了一双皮鞋，小李舍不得穿，说留着过冬。

　　对于教师群体的不均衡关爱情况，团四川省委的特约心理咨询师宫飚早在5月下旬就有所察觉。宫飚在5月20日与灾区一所中学的老师们聊天时，一些老师向他表达了想转行的念头。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学校的关爱，都源源不断地涌向学生。老师们心中的痛苦都压抑在了心头，感到自己被社会冷落了。

　　对于这一情况，宫飚认为，教师群体拥有“受灾群众”和“教育先锋”的双重身份。灾难后，作为教育先锋的他们，在职业道德的感召下，抛下家人，和学生们一起生活。而作为受灾群众的他们，在人性情感的作用下，必然会痛苦、悲伤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灵抚慰和情感关爱，老师们会长期处于情感压抑状态中，这对于学校教育的软环境十分不利，进而会影响整个师生群体的健康。

　　社会的爱心该如何向教师群体传递呢？宫飚表示，打开老师们情感宣泄的通道，是眼前的当务之急。老师们内心的情感诉求得到满足，他们心中的压抑才有可能逐渐减轻。

　　宫飚建议，社会爱心人士应和学校一起，尽量组织老师们进行体育锻炼、外出疗养、参观旅游等，在外出名额分配中做到均等调配，让每一位老师都有机会走出去，同时，学校领导应多与老师们交流，适当给予一些经济补助。多管齐下，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老师们尽快重新找回昔日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