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访北京鲁迅旧居

    鲁迅临终留言中提到，死后要赶快“收敛，埋掉，拉倒”。他应该是深刻地认识到“人死灯灭”的含义的，这其中恐怕也难免有对于人生绝对虚无的悲哀意味，或者竟是一点悲哀都没有。我只是一个与鲁迅不相干的俗人，或者就是他所说的“糊涂虫”，竟然无聊到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寻找将近百年前一个叫“鲁迅”的人在北京偶然住过的地方，结果当然仍是虚无，人已死，灵魂更是缈不可寻。只是一些挤满了现代贫民的旧的房子，若隐若现的旧房子。而我竟然凭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旧居试图遥想似是而非的当年。似乎也问过自己为什么，但没有理由，只是“想”，固执地想离一个曾经固执的人近点，再近点。

    最先去的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居住地，已经建成鲁迅博物馆的西三条故居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，好找。在路口问了几个人，连小女孩都能指明方向。小院落很规整，院里几棵鲁迅手植的丁香已高过屋顶，绿荫如盖，阳光洒漏下来。后园墙外确有两株很高大的树，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但印象中应该是后来人续种的了。前厢是书房和会客室，后厢左是朱安住处，右是鲁老夫人住处，多了一躺椅，鲁迅则住在正中接出的一间，即“老虎尾巴”或叫“绿林书屋”，书桌前挂着几幅画，滕椅后是那幅著名的《离骚》集句。前面还有厨房和杂役房。印象深的是侧后露天的方便处，我在想雨天怎么办。鲁迅的住房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，正对后面的小园圃，种了各种花草，有一丛茂盛的黄刺梅，据说也是鲁迅手植的。我倒佩服起这些寿命远长过主人的植物。

    鲁迅的人生亮色始于西三条，虽然他是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和周作人兄弟怡怡的“蔷薇的梦”后，于1924年5月搬到这里的，但鲁迅恐怕早已深味并接受了人生种种。他搬到这里不久，就遇见了“小鬼”许广平，也是在这里醉后大胆地用手按了她的头。还有刘和珍、许羡苏等青春女孩和一帮尊他为导师的文学青年也经常上门。虽然朱安在侧，但能读小说的鲁老夫人似乎已经安于现状，并没有给予鲁迅太多压力。鲁迅除了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和论争外，还常到老夫人那里请安，聊天，朱安也尽量表现，包揽了所有家务。这基本上是一个温暖的地方。

    但是，在搬进西三条之前初到北京的12年里，已经“结婚”但仍孤身一人的鲁迅是很郁闷的，正和当时的中国现实相合，因此他写了那么多郁闷的小说，引起时人共鸣。我访问那些郁闷时期的住所也正值郁闷的天气：阴雨绵绵。

    鲁迅是1912年5月随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的，他一个人住在几近废置的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补树书屋，据说院里的大槐树上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，闹鬼，一般人都不敢住。鲁迅一个人在这里闷头闷脑住了七年多。上班的时候有点无聊，据描述就像现在某些单位的办公室，聊天打牌掏耳朵挖鼻孔的都有，当然据说鲁迅也做了一些博物馆和美育的好事，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县馆里埋头校古书抄古碑读古经。据说是郁达夫说的，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，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，而鲁迅本人也确实说过，一个人如果因为不得已过独身生活，不合常态，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，变得偏执，觉得世事无味，人物可憎。不管怎么样，想想一个到日本留过学怀抱改造社会的人，在一座空落落的破败会馆里青灯黄卷七年，对于人世对于时代的敏感和愤恨是不言而喻的。1917年，周作人也到了北京，一同住在绍兴县馆里。同样在这年5月，钱玄同登门向鲁迅约稿，才有《狂人日记》1918年5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，这时鲁迅已经近37岁。

    如今的绍兴县馆只有门面依稀可见旧貌，白天的时候会停靠着几辆摩托车、自行车，据说屋顶上的黑瓦是旧有的，有些高大的槐树应该也是旧有的。一位姓李的中年人听说我是因为鲁迅而来，本来撑伞出门去，却返回热情带路。院内水流遍地，乘隙搭了横七竖八的棚屋，住了许多户人家，不啻是个龙须沟似的大杂院了。跳着脚左进，据中年人所指，院内中央一排黑瓦的下面正是当年的补树书屋，左边是周作人住处，右边是鲁迅住处。吊死人的大槐树已经不见。走出县馆外，没有多少行人，仍是一条相当寂静的胡同，似乎存有当年的寂寞。

    1919年的周氏兄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，他们买下了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大房子，以安置绍兴过来的鲁老夫人及朱安，还有周作人一家，周建人一家。当时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已经育有几个小孩，买下单家独院这么大的一座房子，鲁迅说原因之一是为了让孩子们有嬉戏的场地。现在这座大宅院同样也住着好几户人家，前房后房之间运动场一样的空地都搭建了临时房子，或是种上了花草，乱七八糟堆放着杂物，同样可见一些黑瓦是旧有的。周作人一家住的后房还保留得很完整，虽然前面也搭了棚屋。镶着玻璃的旧木格子门紧闭着，外面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屋内隐隐传出压低了的男女拌嘴的声音，好像是吵了几十年一样。站在磨得光滑的台阶上，听着叶间偶尔的滴答雨声，望着门上锈迹斑斑仍在使用的旧式门把手，想着某天下午鲁迅就是拧开这个门把手，“比进西厢”，刚想说什么，就被勒令他“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”的周作人迎面掷过来一个铜香炉，差掉砸中额头，搞得我心里似乎也有点惊慌，担心真的突然走出人来，突然扔出一个什么来。风波据说就是起自这镶着大玻璃窗的两边厢房下。院里瓦顶上烟雾袅袅，也许是人家生火遇雨化烟，也许是湿气太重雾气不散。我想想象一下当年儿童嬉戏的欢乐气氛以冲淡不祥之气，但想象太过轻逸。走出八道湾后，鲁迅和周作人包括他们的后人视彼此为路人，再也没有相见。

    鲁迅在八道湾前房“自具一肴”后没几天，就携朱安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，这同样是一个十分寂寞无聊的地方。一条淌着水的破烂胡同，没有多少人气，而且门牌号已经改过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门面朝西的一个小院落，门口是一个卖粮油的小杂货店。基本上没什么旧存的了，一位老太太随便指了一间明显是新盖的灰砖房子，说那就是鲁迅原来住过的房子的旧址。鲁迅在找到西三条的房子前，寄住在这里9个月之久，其间他断断续续病了一个多月。也许有了绍兴县馆的经验，他不再那么寂寞？也许兄弟阋墙为家中日妇所逐，寂寞愤恨更甚？但即将从西三条开始的新生活何尝不是一种补偿？接着的是厦门、广州、上海有爱的生活。虽然那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半老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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